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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价值学的演化曾绍奇] 西方古典价值学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的价值…

来源:一起看文学网    时间:2021-08-28




西方古典价值学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的价值学紧紧围绕价值“庸俗”化的道路艰难前行,其中每前进一步,都体现了人类的高超智慧,它所带给人的认识解放是空前的。下面以这一时期最重要经济学家为线索,把这个理论发展史综述如下:

古典经济学家对价值源泉的寻找带有很大的直观性,比如,在17世纪西方工场手工业时期,威廉-配第看到农业生产离不开人和土地这两个因素,于是就得出了“(人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因为在17世纪,资本家租佃地主的土地经营,由于不需要资本投入,配第认为农产品是由人的劳动和土地共同参与生产的,因此,农产品的价值理应由生产中耗费的成本或费用工资和地租二者共同决定。这就是“二因素价值论”(准确说叫“两种收入价值论”)的由来。

配第还提出了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时的劳动量决定的观点,那么,劳动量由什么来度量呢?在重农学派以前,劳动投入量的计算方法是实物形式,比如,一个劳动一天,他付出的劳动量可用他一天消费的粮食数量来表示,而这个数量正好等于农民一天的工资。所以说,在斯密和重农学派以前,商品的价值实质上由农民的工资决定,这就是配第最早提出的工资价值论的由来。

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前后提出了三种地租观,在我国经济学家陈岱孙看来,魁奈提出三种地租源泉观是有他的理由的:第一,看到人的劳动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因为没有人的劳动将不可能生产出人何产品。于是,魁奈就得出了“纯产品是土地给予耕作者的纯礼物”即来自人的劳动的观点。

第二,因为农业投入只能来自地主,因此,出于“‘纯产品’应以地租的形式归于地主的论证服务的”,于是,魁奈认为“纯产品”是“自然恩赐”的观点。提出这种观点的另一种作用是,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做思想启蒙作用。以及为实行土地单一税而辩护。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资产阶级最终与国王贵族建立了统一政权――君主立宪政府,重农学派关于地租是自然恩赐的观点,正是为了缓和资产阶级革命阵营内部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马恩全集)26卷28页)

第三,在资本主义农场中,由于资本家对农业耕作技术也要进行投资,为了实现投资预付,魁奈才提出了“纯产品”是“农业资本的收益”的观点。由于采用的是直观法认识,所以魁奈不能证明“纯产品”的真正来源。( 网:www.sanwen.net )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三种价值观。首先是人类劳动价值论。他发现在原始社会,不存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化问题,这时,劳动者在共有土地上劳作,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劳动者的劳动量。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化后,即在资本主义农场中,资本家承包地主的土地进行耕作,这时资本家既要付给农民的工资,还要缴纳地租,并要赚得利润。所以说,商品的价值理应由这三种收入决定。但从威廉-配第提出“两种收入价值论”到斯密提出“三种收入价值论”,他们把商品价值的源泉指定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正如斯密说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位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

关于三种收入的源泉,斯密有两种观点:一是的劳动,二是“工资是工人劳动的全部成果,利润是对资本家支出的一种补偿。地租是自然力的产物。”应当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存在平均利润,致使商品价值不再取决于劳动耗费,而是取决于生产价格。正如陈岱孙说的,这个问题是整个古典经济学不能理解的。斯密所以提出的三种收入价值观,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已经转化为生产价格”。

事实上,斯密还有第三种价值观,即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购得的劳动,即决定于劳动者的工资。应当说,斯密得出这种价值理论,完全是继承了配第的实物劳动投入法的产物。但如果采用斯密开创的价值分析法去分析价值决定,上面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通过价值分析,如果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劳动者的工资,这就否定了劳动者会创造剩余价值。这是继承重农学派关于工商业者的劳动不具有“生产性”的理论。但这个理论遭到了斯密的批判。所以说,商品价值决定于工资的观点,只是斯密复述学派的理论,并非他的创新。相反,这种理论倒是斯密在著作中的批判对象。

在经济学说史上,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是一个谜,至少在萨伊以前是一个谜。李嘉图并不认为使用价值能决定价值。斯密说,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或者没有使用价值。而李嘉图则认为,使用价值“却是交换价值的前提”。他说:“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政治经济学几赋税原理》7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

在李嘉图看来,使用价值不仅是交换价值存在的根据,而且还决定交换价值的数量。因为从质上看,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价值。而从量上看,一件东西如果没有一点用处,它也不会具有半点价值。可见,在李嘉图看来,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互为“前提”的关系,而是具有互为“决定”的关系。

配第、斯密和李嘉图都是人类劳动价值论的建立者,但是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包括物劳动和活劳动,那么,物劳动与活劳动是如何转移的呢?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做了最初的尝试。李嘉图说:影响商品交换价值大小的,“不仅是指投在商品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而且也包括投在实现该种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器具或机器上的劳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9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李嘉图承认物劳动也参与了商品价值决定。李嘉图还说过:耐用工具在生产中所转移的价值较小,而不耐用工具在生产中所转移的价值较大。但是,物劳动在生产中能转移多少价值,这个问题却要等到马克思才能回答。

李嘉图和斯密的价值论具有二元性质,首先,李嘉图坚持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这个理论碰到了两个不可克服的矛盾,这就是不能解释劳动与资本相交换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正是这两个困难导致了李嘉图体儿童癫痫病应如何治疗系的破产。其次,为了支持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需要,李嘉图在斯密收入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要素价值论和生产成本价值论。而后种理论是与劳动价值论相悖谬的。此后的经济学家无论是追随者还是反对者,他们的任务就是论证和发展李嘉图所开创的“庸俗“价值学。

在论述后继学者的伟大发现之前,有必要回顾马克思对以上经济学家的“庸俗”价值观所做的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7篇第48章中,针对萨伊提出的“三位一体”公式即生产要素价值论进行了深刻否定。马克思认为,“三位一体”(即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无论资本土地当作使用价值(实物)还是当作货币(价值),它们都是不成立的。

如果当作货币,这就说一个更小的价值能生产更大的价值,“就显然是胡说”。如果当作使用价值,那么,“一方是一个使用价值,一个物,他方是一个确定的社会关系,剩余价值。”这就“是一个完全不能公约的关系”。这句话应当这样破解:土地和资本都是使用价值是实物,它们要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它们就必须具有劳动力,必须会提供劳动。因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实体是劳动而不是别的物。

应当指出,萨伊是“生产要素价值论”的真正完成者,萨伊认为,商品的价值(包括工资、利润和地租)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萨伊说:“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其中以能耕种的土地为最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除这些外,没有其他因素能生产价值或能扩大人类的财富。”()《政治经济学概论》76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这样,萨伊就把价值创造的源泉由“三种收入(或成本)”推进到三种生产要素。

但是,无论资本还是土地,它之所以不能成为价值的源泉,其原因就在于:从这些物质体中不可能生发出价值,亦就是不能从使用价值创造价值。尽管在某些特殊场合,使用价值能够决定商品的价格,比如,一件衣服在偏远的山区,人们能根据它的作用确定它的价格,但是,不能用衣服来生产碗和牙刷等其它商品。正如马克思说的:“土地是当作生产要素发生作用的,但它和小麦价值的生产是无关的。”

那么,价值的源泉是什么呢?即生产要素中能够用来创造价值的实体是什么?这在李嘉图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下面将介绍几位重要古典经济学家,他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重要尝试:

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在价值论上最大功劳就是确立了使用价值一般,这个概念就是“效用”,萨伊用它来区别各个不同的使用价值,如机器、仓库和汽车在生产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这种具体作用如机器能对对象进行加工,仓库能用来保管商品,而汽车能运输商品等。它们的不同用处都可用“效用”来概括。

萨伊说:“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如资本和土地都能提供各自的“服务”。萨伊还说过:“价值是由人的劳动的作用,确切地说,是由人的勤劳的作用,同自然所提供的各种因素的作用以及同资本的作用结合起来产生的。”(《论政治经济学》1卷51页巴黎版1814年)正是效用论的提出,使论证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的推进了一大步。并为此建立了一门新的价值学――效用价值学。

1821年,英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1773-1836)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纲要》,在书中,穆勒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费用。生产费用包括劳动和资本,前者指工人的直接劳动,后者指资本的“蓄积的劳动”(即过去劳动)。穆勒说:“直接劳动和蓄积的劳动都是劳动,都能创造价值。”这样,穆勒就把价值的源泉观由生产要素深入到生产要素内部的物劳动。这是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

为什么窖藏葡萄酒的价值会增加?为什么仓库保管货物也能创造利润?穆勒认为,这是因为,酒在窖藏期间,人手的劳动虽然停止了,但过去生产酒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即物劳动)已经蓄积到酒中,它还在继续劳动,所以,旧酒比新酒贵。仓库的例子也是如此,所以从仓库中出来的商品比进仓库时贵,是因为蓄积在仓库上和商品中的过去劳动,在保管期间对商品继续劳动的结果。穆勒关于物劳动是价值源泉的思想,在后来的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和麦克库洛赫等也得到了继承。

但是,物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为此,马克思对这个理论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说过:在生产中,物劳动的价值不会增加,“它的价值其实并没有消费掉,所以说不上再生产。”它的价值只会保存到新的使用价值中,“但不是因为这种价值本身在劳动过程中进行了什么操作。”(《资本论》1卷205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正因为物劳动无劳动力,在生产中不会“劳动”,不会从价值生产出价值,所以说,物劳动不会创造价值。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雷姆塞-麦克库洛赫(1789-1864)则把资本和土地中创造价值的源泉归于它们的“作用”和“操作”,即“劳动”。麦克说:任何一种创造使用价值的作用或操作都是劳动,“不管它是由人、由动物、由机器,还是由自然力完成的。”麦克还说:土地是个人独占的自然力,“所以它的自然的生长作用或者说劳动,即它的生产力,具有价值。”这就说,不仅人会生产价值,马匹和机器也能在工厂中代替产价值。

麦克还用这种理论去解释窖藏葡萄酒为什么会增值,那是因为自然力和积累劳动继续“劳动”的结果。但是麦克的这种观点遭到了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20章中这样写道:说物也会“劳动”,“把作为人的活动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的劳动本身,与作为使用价值、作为物的商品所具有的物理等等的作用等同起来!”,这就“把劳动的概念本身都丢掉了!”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非劳动因素在生产中并不能创造使用价值,因此就不会创造价值。可是麦克的理由是:劳动应当理解为使用价值的有益利用,即使用价值在消费(生产消费)中表现出来的物理等属性。因为离开了这些属性也就无所谓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只有在消费中才实际表现出来。马克思批判说:这就说“把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理解为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因为这种使用价晋城治疗癫痫值仅仅在于它在消费中的实际表现,或者如麦克所说,在消费中的‘劳动’。”麦克认为,在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也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萨伊所说的也能创造效用。麦克认为这种作用也能创造价值,马克思却说这种“作用”或“操作”仅是自然物体的属性,因此犯了用效用决定价值的错误。

马克思接着说:“使用价值的‘操作’、‘作用’或‘劳动’的种类以及它们的自然尺度,就像这些使用价值本身一样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什么是我们能够用来把它们加以比较的统一依据即尺度呢?在麦克库洛赫那里,这个统一的依据是由一个共同的词‘劳动’来造成的,在把劳动本身归结为‘操作’或‘作用’这些词之后,就用这个词暗中替换了使用价值的这些完全不同的表现。可见,对李嘉图观点的这种庸俗化的结果,就是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等同起来,因此,我们必须把这种庸俗化看成是这个学派作为一个学派解体的最后的最丑恶的表现。”

我们知道,不同的生产要素,如牛马、机器和仓库,他们虽然在生产中能发挥各自的作用,如麦克认为这种作用就是“劳动”。但是,把牛马和机器的“操作”说成“劳动”还有原因,但如果把仓库和原材料(如棉纱)的服务也说成“劳动”就比较难理解。因为不同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它们的“劳动”就不存在共同的尺度。尽管麦克用“劳动”一词来代替效用,即用来统一这些不同的“作用”。但是马克思这个批判却说明,麦克尽管扩大了“劳动”概念,但麦克的“劳动”并不代表最终的价值源泉,因为最终的价值实体必须具备统一尺度的功能。应当指出,麦克观点所以会遭到马克思的批判,是受认识的局限,在19世纪以前的人(包括麦克)还不知道劳动的本质就是做功或释放能量这个规律。而要完成这个认识必须等到20世纪的今天。

从严格说来,麦克还未找到非人类生产要素如土地和资本的价值源泉。关于这点从他对“劳动”定义也可知。麦克所谓的“劳动”包括人、动物、机器或者自然力(土地)的“作用或操作”,而这些作用或操作因各具形态,显然不存在统一的价值实体。相反,麦克大多是把这种“劳动”归作穆勒的“蓄积劳动(物劳动)”。我们知道,在资本和土地中,包括物劳动和活劳动,当它们在生产中进行“作用”或“操作”是,却不知道它们是物劳动提供的,还是自然劳动提供的。所以说,麦克的“劳动”概念虽然使价值学前进了一大步,但这个概念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源泉。

麦克库洛赫作为萨伊理论的后继者,他在价值学上所做的贡献是:在萨伊那里,他不知道生产要素是怎样创造价值的,而解决这个难题要到麦克库洛赫。这个方法就是,通过扩大“劳动”范围,把“劳动”推广到除人以外的一切生产要素,如动物、机器和自然力等。应当说,这是麦克库洛赫为价值学带来的空前革命,因为它解决了“生产要素论”没有解决的问题。生产要素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呢?麦克库洛赫认为,它们是通过自身的“劳动”来创造的。这就意味着生产要素也有劳动力,而且也会“劳动”。问题在于,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和“劳动”到底是由谁来承担的,到底是由生产要素上的“过去劳动”(物劳动)还是自然劳动来承担,麦克库洛赫是不能回答的。在更多情况下,麦克回到了詹姆斯-穆勒,认为它是由生产要素中的物劳动来承担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麦克竭力要表示和萨伊不同--——他认为创造价值的不是自然力的作用,而只是被独占的或由劳动产生的力的作用。”(《剩余价值理论》3卷200页人民出版1975年)可见,在价值的源泉观上,麦克并没有超越詹姆斯-穆勒。麦克只是描绘了生产要素(包括物劳动)是通过“劳动”来创造价值的过程。尽管如此,这就为后人继续找寻价值的终极源泉打开了一扇大门。

西方古典价值学的发展历史,从配第到重农学派再到斯密,他们都提出了农业“纯产品”是自然恩赐的观点。但是“纯产品”到底是自然(即土壤)中的物化劳动创造的,还是自然劳动创造的,古典经济学家不能回答。所以说,关于“自然劳动”的概念,和把价值的终极源泉确定为自然劳动,是20世纪后本文作者在《自然经济学》中的首创。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西方古典价值学的批判是非常科学的。但是,要揭示马克思批判中所包含的秘密思想是非常不易的。当我们一旦揭示它的秘密后,它所隐藏的理论矿床是惊人的。因为从这些矿床中可以开发出新的理论。而这些理论正是通往解决生产要素价值论和论证“按资分配”合理性的必经之路,因此是决定人类命运前途的大事情。(2018.12.30)

论“自然”和“自然力”

在17、18世纪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中,对于价值源泉的探讨,他们只提出了“要素论”,如配第提出了“两要素论”,萨伊则提出了“三要素论”。前者认为,创造价值的要素或源泉是“劳动”和“土地”,而后者认为,创造价值的要素或源泉是“劳动”、“资本”和“土地”。

配第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这里,他明确指出,创造财富的源泉之一是“土地”。随着的推移,后来的经济学家,对价值源泉的探讨,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过其它词汇,如“自然”和“自然力”等,尽管如此,“自然”和“自然力”的意思,在工业中是指“机器”等物质力量,在农业中则指“瀑布”和“土地”等。 它们不是指自然界的“力量”或“能量”,更不是指“劳动力”或“劳动”。

先看重农学派,弗朗索瓦-魁奈等关于“纯产品”来源于“自然的赐予”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因为剩余价值都是以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因此它(纯产品)“必定首先存在于农业劳动中,因而表现为自然的赐予,自然的生产力。”(《马恩全集》26卷22页)很显然,上面提到的“自然”一词,应当指“土地”,而非别物。只要重读《关于经济表魁奈给米拉波的信》就知道,魁奈说:“但是他们(农民)的劳动,由于土地的恩惠,能够生产出比他们的支出更多的东西。”在这里,“土地的恩惠”和“自然的恩惠”是同义词,可见,在重农学派那里,“自然”就是指“土地”。

到了亚当-斯密,因为他继承了重农学派自然恩惠和丰裕的假说,认为“自然与人同劳动,自然的劳动虽无需代价,…有它的价值。……地租……可以说是自然力的产物。人突然抽搐口吐白沫是什么原因”(《国富论》344页)在这段话中,“自然”和“自然力”两个词就是指“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因为在《国富论-论地租》中,斯密几乎不用“自然”一词,而是用“土地”一词。如他说:“土地生产食物的数量大于足以维持使其进入市场所必需的所有劳动的食物数量,而这是按照一直维持劳动的最慷慨的方式计算的。这一剩余部分也总是大于足以补偿运用这种劳动的资本及其利润的数量。所以,总有一些留下作为地主的地租。”(《国富论》92页华出版社2009年)不仅斯密,就连全部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土地”一词,都可用“自然力”一词来替换,正如马克思说的:“在这里土地应理解为各种自然力本身,因而也包括水力等等。”(《剩余价值理论》2卷38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大卫-李嘉图说过:“地租是为使用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力而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53页伦敦版1821年)可以知道,这里的“力”不是自然力,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土地并没有‘不可摧毁的力’”,“土地也不具有‘原有的力’”(《剩余价值理论》2卷27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李嘉图还说过:“这样的土地是不可能支付地租的,其理由同以上所说的使用空气、水或其他任何数量上无限的自然赐予无需付任何代价一样,使用这些自然力之所以不付代价,是因为它们取之不尽,每个人都可以支配。”(同上书56页)在这里,“土地”、“自然赐予”和“自然力”是相同的意思。或者,这里的“自然力”就是指“土地”、“空气”、“水”等其它的“自然赐予”。

麦克库落赫说过:在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操作”,都可看作是“劳动”,“而不管它是由人、由畜力、由机器还是由自然力完成的。”这里的“自然力”就是指“土地”。在古典经济学中,有时“畜力”一词,也不是指牛马身上的“劳动力”或“劳动”,而就是指牛马本身。

麦克库落赫并不认为,自然力会创造价值,“他认为创造价值的不是自然力的作用,而这是被独占的或由劳动产生的力的作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3卷20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例如,麦克说过:风对船进行了“劳动”,显然使船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但船的价值“不会由于有关的自然力的作用或者说劳动而增大。”。

让-萨伊不愧是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因为他在价值源泉观上比任何人都走得更远。萨伊说过:“财富是由协助自然力和促进自然力的人类的劳动所给予各种东西的价值组成的……通过这些自然力的合作,劳动把一部分效用给予各种东西。”(《政治经济学概论》72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在这里,萨伊认识到“自然力”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它是和人的劳动“合作”,并把效用给予各种东西。但是应当指出,在上面这段重要的话中,萨伊并不认为,“自然力”会创造价值。因为创造价值的“效用”是人的“劳动”给予的。

时间到了19世纪,马克思对“自然力”认识,又提到了新的水平。马克思说过:“土地(自然)等等,是农业中使用的资本借以投入的要素。”(《剩余价值理论》2卷134页)在这里,马克思把“土地”称着“自然”的要素。很显然,他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马克思还说过:“瀑布和土地一般,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资本论》3卷846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在这里,“自然力”等于“瀑布”和“土地”。但是,马克思毕竟站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肩膀上,对自然力有独到的见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关于级差地组一章,谈到工厂主的剩余利润,它是来自哪里,“究竟要归功于什么事情呢?”他回答说:“首先要归功于一种自然力,瀑布的推动力,它是自然现成的,不像把水变作蒸汽的煤一样是劳动的生产物,有价值。”(同上书840页)工厂主利用瀑布进行生产,瀑布“没有任何劳动参加”,但用瀑布生产的产品却有价值,那么这种价值是谁创造的呢?马克思虽然并没有认为它就是“自然力”创造的,但它和“自然力”是有联系的。应当说,这种观点是超前的,因为它为我们认识自然劳动提供了基础。(2019.5.10)

1月29日 阴

为什么说证明自然劳动创造价值是世界级难题?在工人开动机器的生产(如制衣工人开动电车制衣等)类型中,自然劳动如电力通过电车生产使用价值进而生产价值的观点似乎一看就明白,但是,这种看似正确的东西要证明却很困难。

事实上,一件衣服是由自然劳动与人类劳动共同生产出来的,自然劳动和人类劳动不能独立生产衣服,它们必须分工协作才能生产。在农业中,农产品也是由自然劳动与人类劳动共同生产出来的,只有自然劳动(主要指太阳能)或只有人类劳动都不可能生产出农产品。所以说在人开动机器的生产类型中,坚持自然劳动能够独立生产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观点是否正确还需论证。因为在这种生产条件下,使用价值与价值是由自然劳动和人类劳动共同创造的。

在农业生产中,在优劣两块地上投入等量的实物劳动量(如50W),优等地可以打1千斤粮食,劣等地可以打5百斤粮食。但是农产品的价值是按劣等地的个别劳动确定,这样,劣等地每百斤粮食中所含的人类价值为10V,优等地每百斤粮食中所含的人类价值为5W。但在商品市场上,优等地每百斤粮食的价格却为10V。这说明:在优等地上,自然劳动也有价值表现,而且每百斤粮食中自然劳动的价值为5V。

那么,在人开动机器生产类型中,或在农业生产中,自然劳动会不会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呢?如果会创造,那么如何证明?所以说,自然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在上面的生产条件下,要证明自然劳动创造价值,关键要把生产中自然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计算出来。

寻找价值的新源泉

当人们在农田和工厂劳动时,当累得精疲力尽,他们总会举目望天,在大脑中生出许多幻想,希望有种东西能代替人的劳动,并减轻他们的。然而,这种会“劳动”的东西是什么呢?

在私营工厂中,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资本家创造财富,资本家一定要剥夺他们的剩余劳动才能获得利润。碰倒残酷的老板,由于对利润的贪得无厌,他们一定会拿着皮鞭强迫工人当牛做马,使他们缺衣少食,白天黑地加班工作,这就是人世上海#!好癫痫病医院间的经济剥削现象。千百年来,它就像猛兽残害着百姓。因此,它臭名昭著,使人谭之色变。无论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都在思考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消灭剥削?怎样才能减少经济纠纷和阶级冲突,从而使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谐起来?

这个最通行的方法就是:利用自然物体如机器或机械(包括机器人和机械手等)代替人进行生产劳动。很显然,如果机器能代替人进行农业生产,那么农民就可以减少播种耕耘之苦。如果机器能代替工人从事工厂生产,那么工人就能从资本剥削的火坑中跳出来。然而,要证明机器会创造价值和财富却是世界级的科学难题。

这个难题也可作如下解释:要想把人类从生产中解放出来,只有利用自然力代替人力进行生产,除此并无别的道路可走。什么是自然力?它就是人们常见的自然能量,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电能、石油能、煤能和核能等。可是,自然能源怎样才能转化成劳动力?自然能怎样才能转化为劳动?这也是困扰人们的大难题。

古往今来,为了把人类从生产劳动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人类的精英从未停止他们的探索发明。在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发明了利用水流拉动风箱用于冶铁的技术,还发明了水碓和水磨这种舂米工具,也发明了水车这种灌溉工具,这些工具是先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光辉典范。在西方,从古典时期开始,经济学家就在寻找财富创造的新源泉,他们如英国的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和法国的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等。在人类认识史上,他们最早注意到,不仅人类劳动能创造价值,甚至土地也能创造价值。因为配第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然而,他们的思想仅仅是猜想而已,因为他们从来不能证明它们。

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的经济学家让-萨伊又抛出了“三要素价值理论”,认为除了人的劳动和土地能创造价值外,资本也能创造价值。但是同样,萨伊不能证明他的学说。这个证明只有到了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络赫那里,才有了重大的进展。在理论“庸俗”化的道路上,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很多,他们如马尔萨斯、托伦斯和詹姆斯-穆勒等。尽管如此,由于时代和方法论的局限,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始终不能证明他们提出的观点。

我们知道,无论土地还是表现为货币或生产要素的资本,它们都是不同类型的物体。因为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找到价值创造的终极源泉——自然劳动,而这个自然劳动是深藏于土地和资本之中的。所以,他们不可能从土地和资本中找寻到会创造价值的劳动,因此,也不可能把土地和资本转化为劳动力。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论证工作最终以失败告终。

马克思的经济学源自于西方古典经济学,尤其继承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马克思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建造自己的理论大厦的,所以,在这个大厦中,我们只能看到如下宏伟的宫殿:只有人类劳动才是价值唯一的源泉,地租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由于马克思用了先进的方法论出色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因此,无论马克思是出于捍卫人类劳动的初衷,还是出于阶级性的辩护,他的理论最终使人类寻求价值新源泉的工作更加举步维艰,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我们有必要追溯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除开人类会创造价值,如果能够证明生产中的其它要素如机器设备、厂房和仓库也会创造价值,甚至能够证明管理、科学技术、品牌和知名度等也是价值的创造者,那么价值的源泉就有多个,因此,社会财富就会像江河水一样滚滚而来。这就等于在稻田收割,除了人,还有机器甚至别的怪物也会帮助人劳动。由于劳动力增多了,人的收获物也一定会增加十倍。不仅如此,理论创新的意义还在于:过去由于资本和管理等要素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它们虽然在生产中发挥了作用,但不可避免地要取消它们的存在权。而它们要进入生产领域,惟有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来维持。科学技术也是如此,由于它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它的存在也是多余的。而这正是科学技术永远不能进步的理由。

难道人类真的找不到新的价值源泉?除了人类劳动,人们就再也无法别的价值创造工具?经济学家还在夜以继日的探索,他们创新的脚步仍在继续前行。当历史进入20世纪后,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经济学家们仍在积极寻找,他们还在不停地论证物劳动创造价值这个难题,还在向经济科学的最高峰挺进,直到人们看到自然经济学的曙光在东方升起。(2019.9.28)

论统一的价值尺度( 11月16日 晴)

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达,在1995年“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上撰文指出:发展劳动价值论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一元论”;二是走西方“多元论”的道路。对于后者,则有多条路可走:一是从使用价值的效用出发,提出了“效用价值论”;二是从生产使用价值的要素出发,提出了“生产要价值论”;三是从使用价值的交换出发,提出了“供求价值论”。此外,还有“边际效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有效需求价值论”和“创新价值论”等,它们都是多元价值论的变种。

张教授还说:如果多元生产要素也是价值的决定因素,“则不仅抹杀了价值的源泉,而且使商品失去了交换的统一尺度。”在自然经济学中,就是要回答多因素决定价值的价值源泉是什么?以及由多因素生产的商品,它们在交换中的统一尺度是什么?这个答案就是:自然劳动!因为只有自然劳动才是价值的新源泉,也只有自然劳动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统一尺度。

论效用价值论

萨伊提出了生产要素价值论,他为了证明资本、土地和劳动一样,都会创造价值,于是又抛出了“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效用决定的。而资本和土地在生产中也能创造“效用”。萨伊的论证到此为止。因为萨伊不能回答生产要素(资本和土地)是怎样创造效用的,即它们使用什么劳动来创造效用(使用价值)。正是这个缺陷,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遭到了马克思的批判。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任务被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所继承。但是,由于后来者也不能正确解答这个问题。致使“效用价值论”至今不能成为用来证明“生产要素价值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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