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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大讲堂|西道孔子 世纪鸿儒——一代文儒扬雄

来源:一起看文学网    时间:2020-10-27




2019-07-24 19:19 关键词:名人散文 分类:名人散文 阅读:459

文/刘跃进

歇马独来寻故事,作品两汉愧扬雄。

提起两汉文学,一定有大赋之美提起两汉文学,一定有大赋之美。提起大赋,一定有“扬马”二人。司马相如和扬雄,皆出自四川,人生轨迹很是邻近。那么,扬雄究竟有何简略雄才?3月25日晚,由施行四川汗青名流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理、四川日报报业团体(封面消息、华西都市报)承办、四川省藏书楼协办的“名流大课堂”在四川省藏书楼星光大厅举行了第七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杂志主编刘跃进做客“名流大课堂”,批评“西道孔子世纪鸿儒”扬雄的千秋功过。封面消息、华西都市报根据讲座灌音整顿,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蜀中遇良师

在讲扬雄之前,我曾经做了多少在讲扬雄之前,我曾经做了多少观察,中文系、汗青系、哲学系的老师同窗固然对扬雄很熟悉,但其他没读过这些专业的人大多不晓得。扬雄不像杜甫、苏东坡几乎是大家皆知,可他在汉代却被称之为“西道孔子”,后来我给他加了一句“世纪鸿儒”。

当你要周全了解扬雄的时候,你会发明他平生极为简单,思想极为庞杂,庞杂到你没话可说的地步。以是我想讲三个话题:第一扬雄其人;第二扬雄其书;第三千秋功过。

扬雄是怎样一小我?西晋期间的左思《咏史诗》说:“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唐朝卢照邻《长安古意》说:“寂寥寂寥扬子居,年年事岁一床书”。在汉魏六朝乃至唐人笔下,他清高恬淡,专一著书。但是,如此的人,也会被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旋涡中,竟被追捕,他吓得从百尺高的天禄阁上跳下来,差点摔死。当时人用“惟寥寂,自投阁;爰平静,作符命”之语来讥讽他。以后,他又作《剧秦美新》,为王莽大唱赞歌,这就导致了后辈的巨大争议。朱熹作《通鉴纲目》,在天风五年(18)条下,他平心静气写道:“莽医生扬雄死。”就是要把扬雄和王莽联系在一起。我们不由会问:扬雄怎样又和王莽纠缠在一起呢?

扬雄一生仰视司马相如,做人、干事、作文,都刻意模仿这位先辈乡贤,汗青上有扬马之称。杜甫《醉时歌》也说:“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但是两小我糊口的期间差别,政治情况差别,结局也大不雷同。司马相如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活得沉着不迫;扬雄则过于理想主义,活得有点窝囊。但不管怎样说,身处汉末浊世的扬雄,竟能写出流传千古的《法言》《太玄》和《方言》,写出气势宏大的辞赋。这一点,司马相如也有所不及。

扬雄真是一个叫人琢磨不透的人。

扬雄字子云,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8年,活了71岁。他身后第七年,西汉正式结束。根据西历,他逾越公元前后,是真正意义上的跨世纪的汗青人物。

扬雄的“扬”字,历来有分歧。现在流传下来的文献,多作提手旁的“扬雄”。清朝学者王念孙、段玉裁、朱骏声,现代学者汪荣宝、杨树达等根据世系,认为应作木字旁的“杨雄”。这是一个学术成绩,还好绕开不讲也无妨,我们还是约定俗称,同一作提手旁的“扬雄”。扬雄的经历非常简单,在蜀中渡过四十年的青少年期间,在都城长安渡过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

蜀中糊口,尽管寥寂但快乐。他喜欢古老的文化,关于富贵荣华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去做,尤其不喜欢当时流行的所谓章句之学。甚么叫章句之学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中小学语文的课文分析,分章析句,严厉根据老师讲的明白,不得越雷池半步。当时的学风就是这样,绝大多数念书人就如此皓首穷经,据说为了“子曰诗云”如此明白如话的字,也要用上万字来诠释。这类“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的冬烘,扬雄很恶感。

在蜀中,他很幸运地碰到两位老师,一是严遵,二是林闾翁孺。这两位都是思想开放的人,视野很宽广。

严遵,本名庄遵,避汉明帝的讳严遵,本名庄遵,避汉明帝的讳,改成严遵。字君平,也是成都人,精晓《周易》《老子》《庄子》,常常在成都陌头占卜,也就是靠算卦餬口。后代来占卜,他就示以孝道,对晚辈示以依从,对官员示以忠诚。他很有节制,挣钱够维持糊口,就收摊回家,招收后辈,关门授课,解说《老子》《庄子》。他的著作《老子指归》(又作《品德指归》,今存《品德指归说目》),至今还保留着残卷。严遵另有《座右铭》,“口舌者,祸福之门,灭身之斧。言语者,天命之属,形骸之部。出失则患入,言失则亡身。是以贤人当言而怀,发言而忧,如赴水火,履危临深,有不得已,当然后言。嗜欲者,溃腹之矛。货利者,丧身之仇。妒忌者,亡躯之害。谗佞者,刎颈之兵。暴虐者,绝世之殃。谗谄者,灭嗣之场。淫戏者,殚家之堑。嗜酒者,穷馁之薮。忠孝者,富贵之门。节省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传告后嗣,万世勿遗。”这类座右铭,在两汉很多,都是讲的人生原理。扬雄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推重严遵,把他视为蜀中之珍。

林闾翁孺,临邛人,善古学。他与严遵一样,还擅长笔墨学。扬雄就拜他们为师,潜心研究笔墨之学,为他以后成为一代大儒奠基基础。

年青有偶像

青年期间的扬雄,另有两位最为推重的前代作家,一是屈原,二是司马相如。

自从西汉初年贾谊写了《吊屈原赋》以后,两汉作家都深受屈原影响。有的工资他点赞,有的工资他行侠仗义,也有的人认为屈原投江的选择纷歧定妥当。扬雄就持这类观念。孔子曾经批评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数子的固执,声称“我则异因而,无可无不可”。他也认为:“正人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用一句来概括,就是天真烂漫,无可无不可,不必与运气抗争。龙蛇,用的是《周易》的典故,说是“龙蛇之蜇,以藏身安身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闭门不出,静以求动。为此,他还创作了《反离骚》,从岷山上投到江流以吊屈原。他还模仿屈原《离骚》而作《广骚》,模仿《惜诵》以下至《怀沙》,创作了一卷书,叫《畔牢愁》。现存最早给《楚辞》作注的王逸还提到,扬雄曾援用列传,作《天问解》,就像柳宗元作《天文对》一样,他们对天命布满狐疑与不解。

在扬雄的文学门路上,先辈乡贤司马相如对他的影响最大。在扬雄看来,司马相如的赋,弘丽温雅,气势恢宏。他常常把这些作品作为典范来模拟。处置文学创作,多少都要从先辈的胜利履历中猎取艺术启示。也就是说,他总要挑选一家大概多家作为模仿的工具,然后再走出本身的创作门路。中国现代作家,通常会采取这类学习方法。扬雄的好朋友桓谭在《新论》转述扬雄的话说日照哪个医院是专治疗羊羔疯的:“能读千首赋,则善为之矣。” 今天我们还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讲的就是这个原理。

昔时,汉武帝读司马相如《大人赋》,由由然有凌云之志,感慨生差别时。蜀人杨得意赶忙借机保举,说是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就这样,刚过不惑之年的司马相如由成都到长安,献上《子虚上林赋》,马上名满都城。扬雄也走着司马相如的路数,四十出头的时候,蜀人杨庄向汉成帝保举说,扬雄的作品近于司马相如,成帝一看果然如此,就把他招进都城。扬雄也不孚所望,接踵创作了《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大赋,歌颂汉帝国的威望和天子的功德,传诵一时,今后步入宦海。惋惜他官运远不及司马相如。最后为郎,给事黄门,历成帝、哀帝、平帝三朝,不得升擢,一呆就是十八年。这个期间,是王莽当政。以后,他接管了腹心刘歆、甄丰、王舜等人的倡导,不断地以符命介入政事。以后,王莽上奏皇太后,说宗室刘京曾获得天公的托命,告知某新井中有石牛,上面刻有笔墨:承天命,用神令。就是说,汉代运数已尽。王莽又援用孔子的话说:“畏天命,畏大人,畏贤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因而改元,以应天命,从摄政王到新天子。他还吩咐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当时称之为谶纬,实在就是一种变相的诋毁。一时候,各种流言四起。刘歆、甄丰等人还觉得谶纬的气氛还不敷,又不断地翻出新的花样,为本身投机益。王莽篡位本来就心虚,晓得大臣怨谤,借机杀掉刘棻等人,以威慑不下。当时,扬雄正在天禄阁校书,由于刘棻事所连累,听说狱吏前来拘捕他,就从天禄阁上跳下来,几乎丧命。以后,王莽了解到,刘棻只是侍从扬雄学习奇字,至于符命之事,扬雄现实其实不知晓,就没有穷究他的义务,复召为医生,略比郎官高点。

这一年,扬雄曾经是六十三岁的白叟了。以后,他不再问政事,只是埋头著书,七十一岁时终老此任。扬雄的这类生计方式,晋人范望称之为“朝隐”,即在政治中央,却不过问政治。这与梁朝陶弘景的山中宰相、唐朝卢藏用的终南捷径有所差别。

一生只求“玄”

读过扬雄,我觉得这小我挺拔独行,很有特点。在现实糊口中,他内敛、自傲,又怕事逃难,不时谨小慎微,是一个世俗的形象。在理想糊口中,他又醉心于名山工作,有着明白的人生目标,刻苦坚毅,是一个正人的形象。

第一个特点,是深邃的圣情面结。

他没有说本身的是贤人,但内心大概就是如此想的。《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法言》借此施展,认为贤人大概五百年一出,也大概千年一出,固然,一年同时出现,也不是不大概。怎样才能成为贤人呢?这是汉唐很多知识分子念念不忘的话题。韩愈也想当贤人,但朱熹说,他不过是想写好作品罢了。朱熹也想当贤人,他和陆九渊在鹅湖书院还展开辩论,朱熹主张要熟读贤人书,陆九渊主张要深图远虑,倡导心性之学。

实在,朱熹和陆九渊的主张各有偏颇。扬雄的主张包括了他们二人的见解。一是要读贤人书,二是更夸大心解。

孔子成为贤人,是由于他整顿了五经,留下了《论语》。扬雄读贤人书,学贤人写书。他模仿《论语》作《法言》,模仿《周易》作《太玄》。《法言》有十三篇: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正人、至孝等。跟《论语》一样,用开首两个字作题目,也有点题的意义。《周易》以八卦相乘为六十四卦,另有卦爻辞,《太玄》分为方、州、部、家四重,共为八十一首。据专家考证,《太玄经》中包含了天文历法等天然科学知识,是一个日月星斗运转、四时变革、万物盛衰的有机结合体,内容庞杂,笔墨艰涩。他晓得他人读不懂,就本身先做注解,但还是“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就连大儒司马光最后也读不进去。以后,他潜心研读数十年,终归明白其深邃的原理,他比方说,如果《周易》是天,《太玄》就是升天的门路。为此,他亲自为《法言》《太玄》作集注,流宣扬雄的思想主张。

读贤人只是成为贤人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要有本身的心解。孔子谦虚地说本身是述而不作。扬雄明白说《太玄》就是“作”,自视甚高。贤人通常要拈出本身的焦点观念,比如孔子讲“仁”,老子讲“道”,扬雄就讲“玄”字,反反复复,诲人不倦。身后,他的坟头也被称作“玄冢”。可见,“玄”是扬雄的标签。

“玄”的焦点是“损益”二字。《太玄赋》所说:“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周易》有损、益二卦。《杂卦》说:“损益,盛衰之始也。”所谓极损则益,极益则损。《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那里实在有着深入的辩证的思想。在中国汗青上,许多台甫人,像屈原、李斯、晁错、伯夷、叔齐、伍子胥等,都很有伶俐,却最终不免于死。扬雄说:“我异于此,执太玄兮”,和光同尘,与世俯仰。

《老》《庄》《周易》的这些思想,看似平和,最为异端。他们夸大的是一种收敛之术,暗含着权术变诈。看起来好像没有甚么能力,让敌手不知不觉地进入你的樊笼,然后你再忽然发力,置敌于死地。扬雄对此体会最深。他生逢季世,晓得甚么时候该收敛,甚么时候该出手。他以后介入汉末政治,不能说与此无关。

第二个特点,是浓厚的学者特质。

他博学多才,无所不见,是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知晓天文学,著有《难盖天八事》,精晓地舆学,著有十二州箴。他在言语学方面的贡献,更是标炳史册。他年青的时候,模仿司马相如《凡将篇》作《训纂篇》八十九章。应劭《风俗通义序》记载说,周、秦期间,每一年八月会吩咐輶轩之使,到各地收罗异代方言,收集整顿以后,收藏起来,便于考查天下风俗。秦代灭亡后,这些材料散落殆尽。像刘向如此的大儒,也只是闻其名,而不详其职。史载,严遵记诵千言,林闾翁孺略知梗概。扬雄从学,并以此为基础,积三十年之功,完成划期间的学术巨著《方言》,为中国方言学与方言地理学奠基了基础,当时人就称这部著作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清朝最大的学问家戴震著有《方言疏证》,今人华学诚有《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学诚传授在前言中对扬雄《方言》成就概括为三点:一是依靠小我毕生精神,研究天下方言,这在中国言语学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二是《方言》的基本材料都是扬雄使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方言观察方法猎取的新鲜语料。三是《方言》不仅保存了汉代方言材料,并且在言语发展规律和方言性子上给后辈极大启示。

清贫不失节

第三个特点,是率性的诗人本色。

扬雄想当贤人,又想当学者,另有更不能让他忘情的,是文学。《汉书》本传就说他实“欲求作品成名于后代。”扬雄的著作,《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其中大赋最为著名,后辈把他和司马相如并称“扬马”。李白说:“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杜甫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有关扬雄文集的整顿,就有张震泽《扬雄集校注》、郑文《扬雄文集笺注》、林贞爱《扬雄集校注》陕西医院癫痫病怎么治效果好等多种。

第四个特点,是难得的安贫乐道。

司马相如到了长安,奋发扬厉,在各个方面崭露头角,博得了众人的喝彩。而扬雄在宦海就做过郎和医生。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郎为郎中令的部属,俸禄从三百石到六百石不等。以后略升为太中医生,还不是兼任职务,故称中散医生。扬雄的薪水本来就不高,加之两个小孩前后在长安死去,他动用了积贮,把他们送回故乡埋葬,因此致贫。对此,桓谭也表示不明白。

固然,他也不是没有机遇挣钱。相传,他撰写《法言》时,蜀中有富人愿出十万钱,就希望在书中留下他的名字。扬雄断然回绝,说富人无义,正如圈中的鹿,栏中的牛,怎样能随便记载呢?为了回应质疑,扬雄写了一篇风趣的《逐贫赋》,从“扬子豹隐,离俗独处”写起,假托本身和“贫”的对话,最后他非难“贫”来找他贫苦。“贫”为此辩解,他最后居然被“贫”压服,认为贫困是功德,刻意“长与汝居,终无厌极,贫逐不去,与我游息”。此赋嬉笑怒骂,皆成作品,很有魏晋风姿。晋代左思《鹤发赋》、张敏《头责子羽文》所用的艺术伎俩,也都与此赋有某些渊源关系。至于唐朝韩愈的《送穷文》,更是通篇都是模仿此赋。

第五个特点,是含泪中的欣喜。扬雄的朋友圈很小。大概是口吃来由,他不善与人来往,不善高谈阔论。他看起来真有点寥寂。但寥寂中又有欣喜。他有机智伶俐的小孩,有赤胆忠心的门生,另有毕生不渝的知己。

《法言问神》中特别记载了他与九岁儿子一起辩论《太玄》的情形。最早为《法言》作注的李轨说,昔时颜渊与孔子讨论《周易》,曾经二十岁了,而扬雄的儿子才九岁,便可以和爸爸一起辩论《太玄》,固然是神童。这个小孩,《平静御览》引《刘向外传》,另有《华阳国志》等,都记陈述是扬雄第二子,叫扬信,字子乌,非常机智,乃至还帮助扬雄处理一些困难。惋惜九岁就死掉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话用在桓谭身上很合适。桓谭可以说是扬雄唯一的知己,一直在竭尽全力地宣扬扬雄。《新论》有这样一则记载,张子侯用“西道孔子”来歌颂扬雄,本来是功德,但桓谭仍然不满意。说:孔子能说只是鲁国的孔子吗?他也能够说是齐国的孔子,楚国的孔子。言下之意,扬雄不仅西部孔子,也是东部孔子,他的意义已不限于某一地区。听到扬雄死讯,有人问桓谭:你老是盛赞扬雄,他的书可以传到后代吗?桓谭刀切斧砍地说:必传。只可惜,一般的人每每贵远贱近,能亲眼瞥见扬雄的人,他的官位不高,边幅平平,就忽视了他的著作。他认为扬雄是汉代的文化巨人,他的名声一定可以传之久远。

第六个特点,是难以调和的毁誉。扬雄生前,评价就有很大分歧。比如王莽时的“国师”刘歆,他赏识扬雄的学问,但对他的处世方式深不认为然。扬雄曾为续修《史记》收集很多材料,稍后的班彪也评价不高,认为他只是功德者,并没有下过工夫。他对扬雄凭借王莽,认为大节有亏,更是不齿。南北朝期间,扬雄曾经有贤人的赞誉,颜之推《颜氏家训作品》多有讥讽,说他不过“晓算术、解阴阳”罢了,怎敢望贤人的清尘。这类负面评价,从苏东坡、朱熹到近现代,不停如缕。如蜀中同乡苏轼就看不起扬雄,说他是用艰涩的笔墨,袒护浅薄的思想。近代蜀中大儒刘咸炘也说扬雄的学术对照空洞,与古老的实儒差别,实为“文儒”之祖。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征象。两汉之际,以文士为特征的儒者大批出现。除他指出的桓谭外,另有王充、蔡邕、马融、张衡等等。

与此同时,正面的赞誉更多。桓谭以后,王充《论衡超奇篇》就屡次称扬雄,称他“蹈孔子之迹”、“参贰圣之才”。张衡酷爱《太玄经》,曾对好友崔瑗说:扬雄的《太玄》,妙极道数,与五经相拟,可称是汉代二百年的代表作。唐宋期间,韩愈、司马光等人更是将扬雄置于孟子之上,视为孔子以后第一贤人。

扬雄身上这类毁誉各半的评价征象很故意义。中国文人,通常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只要有机遇,他们就会积极入世。但政治的庞杂性,他们每每又看不透。李白、杜甫,乃至后代的很多文人学者,每每在这些方面留下或多或少的瑕疵。作为以后者,我们每每会看得对照清楚,但不宜轻易指责,而是如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检察报告中说的,对古人抱以怜悯的明白。

词赋大景象

扬雄的思想与学术,决意了他的创作有其独特性。从保存下来的作品看,扬雄的创作,辞赋、作品、连珠这三种文体成就最高。其特点,用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的说法,一是构想深邃,二是用词诡丽。先说辞赋创作。扬雄的辞赋,以模仿司马相如知名。他们有一个配合的特点,即铺张排比,或天地四方,或有外到里,或分门别类,排列各种名物,近似于《尔雅》一类的字典。他晚年的创作,如《蜀都赋》《蜀王本纪》《县邸铭》《绵竹颂》《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四隅铭》等,都与蜀地风情有关。

《蜀都赋》以成都作为描写的工具,多以“尔乃”领起,分别叙写蜀都的地舆情势、街市伦常,名胜特产、农贸工商,岁时节候、鱼弋盛况,可以视为蜀都的风光图轴微风俗画卷。如描写成都风俗:“尔乃其俗,迎春送冬。百金之家,令媛之公。乾池泄澳,观鱼于江。若其谷旦嘉会,期于送(又作”倍“)春之荫,迎夏之阳。侯罗司马,郭范畾杨,置酒乎荥川之閒宅,设坐乎华都之高堂。延帷扬幕,接帐连冈。众器砥砺,早刻将皇。”那里描写春夏之交送春迎夏的风俗,是后代诗词的重要题材。

在中国现代辞赋发展史上,扬雄的《蜀都赋》具有独特的职位和代价。其一,在京都题材方面,此赋为开山之作,以后的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等,无不受其启示和影响。其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扬雄此赋,不言情,不写志,不议论,不讽喻,是一篇典范的、纯粹的体物大赋,正符合“赋”的伎俩与文体的本来意义和特征。其三,此赋人文内涵厚重而词采亦奇古华赡,体现出扬雄作为学者与辞赋家两重身份的特征。进入长安以后,他以《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校猎赋》四大赋作为投名状,经过全方位的空间展现,说古论今,烘托帝国的广博景象。如《羽猎赋》“收支日月,天与地沓。”曹操就借用描写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辉煌,若出其里。”二者异曲同工。《甘泉赋》作品以极为精致的笔触,描画成帝为赵飞燕求子嗣,举行盛大盛大的郊祀活动,包括出行的隆重,甘泉的高耸,草木的丰茂,景物的繁美,天神的降临等等,非常逼真。如描画随行众多,“骈排列布,鳞以杂沓兮”。又写车骑隆盛,“敦万骑于中营兮,方玉车之千乘”。感动地祇和天神:“选巫咸兮叫帝阍,开天庭兮延群神”,因而群神毕至,万国和谐。更吸读者留意的是对宫观楼阙的描写:“列宿乃施于上荣兮,日月才经于柍桭。雷郁律而岩突兮,电倏忽于墙藩”。可谓高耸入云,谲诡多变。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天,少昊行清秋。”或许就受此影响。大概是第一次为天子撰写如此的笔墨,以是作者很用心,创作历程异常艰苦。据桓谭说,赋成,扬雄做梦本身的五脏都流出来了,赶忙用手捂住。醒来以后气喘嘘嘘,大病一年。

这篇作品开启了宫殿大赋的老师,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何晏《景福殿赋》都受此影武汉能治疗好癫痫病的专科医院响。

叫人意想不到的是,扬雄在晚年却悔其少作,《法言吾子》记载说,辞赋乃“孺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为此,他提出“墨客之赋”和“辞人之赋”分别,认为“墨客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他肯定后者,请求辞赋要符合“讽谏”的中正立场,否决丽靡巨衍的形式主义偏向。赋体创作在描写与构想上固然要有一定的假造与夸饰,但是,作为辞赋创作另有一个托物言志的基本功能,这就请求赋体必需为讽颂创作目的效劳,也就是扬雄所说的“丽以则”,辞藻美丽只是外表的形式,内在的请求是作者必需持守的品德原则。扬雄在《法言吾子》提出了完善的赋作标准,即“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他认为,文学创作不能仅仅矫饰学问、辞藻,由于那是“孺子雕虫篆刻”的小技罢了。

《法言重黎篇》还专门谈到了文学的功能。他指出,一个成熟的作家,要“立事”、“品藻”和“实录”这三个方面下工夫。所谓立事,就是要用不同的文体,表达差别的内容。所谓品藻,就是要用《年龄》的笔法,言简意赅。所谓实录,就要像司马迁《史记》那样,不虚美,不隐恶。这些观念,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历历如贯珠

扬雄的作品保存下来的还对照多,主要有两类,一是韵文大概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文体,如《解嘲》《解难》《赵充国颂》等,二是纯粹的散体文,如《上疏谏勿许单于入朝》等。并见于《汉书》本传,模仿东方朔《答客难》,是介于辞赋予作品之间的一种韵文文体。《解嘲》收录在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中,属于设论体。《解难》未收,李善注多有引录。

《解嘲》,就是针对他人的讽刺,自我回应。讽刺他的人说,你的《太玄》如此深邃,“深者入鬼域,高者出彼苍,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可是,微妙的原理并没有改变你的政治职位,你仍然位不过侍郎。因而扬雄以现代管仲、傅说、侯嬴、吕尚、孔子、虞卿、邹衍为例,说明上世之士,非常信赖本身的谈锋和文笔,每每乘势而起,获得重用(“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诎”)。而今,外戚专权(王氏),小臣得宠(董贤等),伤时感事者遭到排挤,群小充溢朝廷,趋炎附势者加官晋爵,青云直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天子大臣们见到人们提出政见,不是予以采纳,而是加以压抑乃至打击,以致虽有贤才,也无所舒展其理想(“炎炎者灭,隆隆者绝”、“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那些显赫一时的显贵,究竟逃走不了毁灭的了局。但对这类官僚体系体例,扬雄也有力改变。他只能故意避开当时政治斗争的旋涡,自守全身,埋头撰写《太玄经》,与大道同在,“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在这篇作品里,有很多名句,如“家家自认为稷契,大家自认为咎繇。”曹植《与杨德祖书》:“大家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即用此句式。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也借用此典。

《解嘲》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东方朔的结论是“时易事异”。扬雄的结论也是:“世异事项,人道不殊”。然后四字,有着更深的感慨,是说世道变了,可儿道没有变。东汉期间,崔骃作《达旨》,蔡邕作《释诲》,也都是这类风格。

扬雄散体作品,以《上疏谏勿许单于入朝》为代表。《汉书匈奴传》载,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单于上书愿朝觐五年。当时哀帝正患疾病,有人进言称匈奴从上游来,对人主晦气,再说,虚费府帑接待也没有须要,倡导勿许。时任黄门郎的扬雄谏则提出异议,他纵论古今,总结了秦汉以来二百年匈奴与汉代的关系,分析利害得失,认为与其发作兵变再管理,经过战役获得胜利,不如防患于已然,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最大的胜利。史载,哀帝接管扬雄的倡导,接待匈奴使者。这篇作品,气势凌厉,波涛抑扬,绝非应景虚设,而是安边长策,这与他标榜高蹈,可谓判若两人。

这类见解类似于司马相如的《难蜀长者文》。当时,很多人认为买通西南地区,耗时费力,意义不大,司马相如藉蜀长者为辞,罢了诘难之表达了本身的政治主张,很有政治眼光。其中“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这段话,武帝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圣旨中也有所鉴戒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足见影响之之大。这又是扬雄与司马相如邻近的一点,作品很有骨力,有气势。

如果说《上疏谏勿许单于入朝》主张对匈奴怀柔政策的话,《文选》收录的《赵充国颂》则体现了扬雄在边患成绩上的刁悍一面。赵充国事陇西人,武帝末期重要将领,曾率众反击匈奴,身被二十余创。昭帝、宣帝时,赵充国又多次安定西羌部族兵变。赵充国身后的第二年,汉宣帝在麒麟阁为十一元勋画像,其中就有赵充国。又过去四十余年,西羌再次兵变。汉成帝思将帅之臣,回想赵充国,命扬雄即赵充国丹青而作颂。赵充国兵马一生,交战南北,创立赫赫战功。生前身后,均享有重名。在一篇百余字的篇幅里,怎样概括仆人公波涛升沉的一生,还真是颇费考虑的工作。扬雄这篇小颂,紧紧扣住赵充国征讨西羌的战役来写,经过一个侧面来展现这位好汉的深谋远虑勇武和雄才简略的气势。何焯《义门念书记》卷四十九评价说:要在百余字的篇幅里,截取要点,谋篇结构,实属不容易,可为典范。这篇作品,班固收录在《汉书赵充国传》,萧统收录在《文选》,遂成文学名篇。扬雄的连珠体创作,现在仅存部份内容。所谓连珠,就是历历如贯珠。这类文体,篇幅不长,文思宽广,连任而下,如群珠贯穿。汉代的杜笃、贾逵、班固、傅毅、刘珍,魏晋南北朝的潘勖、王粲、陆机、颜延之、王俭、刘孝仪等并有仿作,影响很大。以后,这类写作笔法又引入诗歌创作,如《赠白马王彪》七章,就借用了这类伎俩。

知我或罪我

扬雄六十一岁那年,王莽不再“居摄”,而是自称天子,国号新。扬雄的最后十年里,是在王莽朝渡过的,很是纠结。

实在,王氏家属当政,早在四十年前就开始了。武帝身后,昭帝即位,才八岁,霍光辅政,大权在握。后起于代王的宣帝即位,灭霍氏家属,号称复兴。今后,从元帝、成帝、哀帝,再到平帝等,天子年龄都对照小,外戚辅政。尤其是元帝身后,成帝启用外戚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职掌朝政,成帝的几个娘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并为关內侯。最后,王凤还上书乞骸骨,请辞,说明王氏家属在此时髦多顾忌。从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再到王莽,从居摄辅政到间接代汉,扬雄见证了西汉末期外戚与宗室的矛盾及其政权瓜代的全部历程。他看到王莽托古改制,古学有复兴的希望,他为此欢欣。同时,他又看到社会弊端丛生,宦海邪恶,又心冷气短。作为一介墨客,又身处政治旋涡中央,他只能采取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立场。

这个期间,有两篇笔墨最为刺眼,一是《元后诔》,二是《剧秦美新》。元后,汉元帝皇后,为王莽姑母。元帝死,成帝立为皇太后。王莽篡汉,废皇太后称号,改叫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今题《元后诔》,大概是后辈改题。这篇笔墨明显是应王莽请求沈阳癫痫病医院哪好而写,看不出扬雄的实在想法。

《剧秦美新》就对照庞杂了,最少看不出是被迫应诏而写。这是一篇为王莽树碑立传的作品,按理说,王莽被是视为窃国悍贼,理应遭到排挤,而《文选》却把它作为范文收录,这是基于甚么考虑?有一种看法认为,这篇作品不是扬雄所作,由于扬雄就没有在王莽朝仕进。这明显是睁着眼说瞎话,由于《举新美新》开篇就称自己的说:“诸吏、中散医生臣雄”。另有一种推测,认为这篇作品出自谷永等人手笔。成绩是,谷永早在王莽篡位之前的十余年即已离世,固然不大概写作此文。最通行的看法,认可这篇作品是扬雄所写,他见王莽数害正直之臣,担忧本身受害,因而撰写此文,贬斥赢秦酷政,歌颂王莽新政,媚谄王莽,避免祸患。也就是说,作品所述,并非发自内心。在我看来,扬雄作《剧秦美新》歌颂王莽品德,并非矫情之作。写到那里,王莽还是绕不开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身后,汉武帝派人抵家里慰劳,趁便问问司马相若有甚么作品留下来。卓文君说,司马相如通常是随写随丢,只要一篇作品留下来,说如果朝廷来人,可以呈上。这就是着名的《封禅文》,彰显汉代功德。武帝服从了司马相如的倡导,七年以后,正式到泰山举行封禅仪式,成为当时一大盛事。

扬雄写作《剧秦美新》,也出于这类心态,要为新朝大唱赞歌。剧,甚,言促秦短命。剧秦,犹贾谊“过秦”,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美新”,即赞美新莽之政。司马相如完成《封禅文》而没有上呈,他相信朝廷会派人探视。扬雄没有这类名誉和自傲,他说本身得了“顛眴病”,也就是眩晕症,担忧寿命不长。如果自己的情意不能叫朝廷晓得,那才叫抱恨毕生。故“竭肝胆、写腹心”,效仿司马相如《封禅文》,经心写作《剧秦美新》,“亦臣之极思也。” 看来,扬雄一生都走不出司马相如的覆盖,自视为最后一篇大笔墨,还是要模仿司马相如。

如同《封禅文》的韵文部分,开篇就从浑沌初开写起,写到汗青上的兴亡际遇。从玄黄不分、天地相混,到生民始生、帝王始存,一会儿说到三代。壮盛以后,难认为继,以是才有孔子《年龄》之作,描画了一个太古理想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最叫人羡慕的是品德、仁、义、礼、智“,为下文”剧秦“和”美新“作一伏笔。

秦代违背了这个理想,以是才会二世而亡,新莽正朝着这个偏向努力,以是值得歌颂。这才是此文关键地点。

成绩是,王莽究竟曾是汉臣。美化王莽,一定美化汉代。这个矛盾如何处理?这是无法绕过的困难。我想扬雄也很难,有关西汉近两百年的汗青,作者只用了99字就一带而过。这不足百字中,作者还指责了汉承秦制的弊端,一是“帝典阙而不补”,二是“王纲弛而未张”。在作者看来,王莽的功绩正在那里。王莽与扬雄有一点邻近,即,他们都对古学感兴趣,是理想主义者。史载,平帝元始四年八月,王莽奏立明堂、辟雍。又立《乐经》博士。至此,六经均设博士,每经各五人。为此,朝廷公布招贤令,收罗异能之士,凡通经籍、小学、天文、图谶、锺律、月令、兵书者,皆在应召之例。当时,无数千人应召,盛况空前。扬雄好古乐道,这些做法,很符合扬雄的心愿。畴前,五帝继承三皇,三王追随五帝,皆遵照旧道。新室则勤勤恳恳,谨小慎微。随后,作者又用车马旗号、车铃诗乐、朝服配饰、休咎之礼、伦理情面等五个方面,经过排比句式,表现王朝礼节之盛。紧接着,作者又从“刊定神祇”、“钦修百祀”、“明堂雍台”、“九庙短命”、“制成六经”、“北怀单于”六事,引伸施展、铺陈其事。结论是,王莽新政,不仅上承天意,也继承了前代的光荣功绩。

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文学创作一定要表达本身的真真相感,否决为情而造文。据此而论,《剧秦美新》应当不是一般的应景之作,而是发自内心的写照。扬雄本胸怀雄心,不惑之年来游京师,上四大赋,本应获得重用。但是正当盛年,却生不逢时,颇为失落。而王莽的复古,使他看到了希望,以是在当时颇为活泼。由此看来,这篇作品不仅唯一感恩的身分,更有一种存眷现实的情怀在内里。

知我罪我,只能托付给汗青去评说了。

温酒看大儒

扬雄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无妨先从蜀地提及。

我们晓得,汉景帝末年,庐江文翁为蜀郡太守,鞭策教养,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蜀郡文化由此而日趋蓬勃。他们广泛推重儒家思想。比如扬雄就认为,儒家典范,如日月高悬。“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贤人而知众说之小也。”这些典范,各有所重。《周易》偏重于阐释天命,《尚书》偏重于汗青兴衰,《三礼》偏重于日常百事,《诗经》偏重在于感兴言志,《年龄》则记事说理。这是司马相如的重要贡献。

扬雄的重要贡献是在竭尽全力地推行儒家典范的同时,接受了严遵的影响,有挑选地接收了《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他赏识老子所倡导的品德之说,而对他们否定仁义、灭尽礼学,则有所批评,舍弃不取。这些思想,对于蜀地道家思想的流传乃至张陵在蜀地建立玄门,都有深刻的影响。扬雄的思想主张,充分体现出蜀学兼容并蓄的特征。这是扬雄的重要贡献。

扬雄的影响又不明显局限于蜀地,正像我们开始所说,他不但单是西道孔子,也是全国的硕学鸿儒。

前面提到张衡对扬雄的评价,其中一句话说,汉代四百年后,“《玄》其兴矣。”也就是说,张衡预感扬雄的著作在汉代以后会获得高度注重,产生重要影响。究竟上也正是如此。魏晋南北朝期间,知识分子最喜欢读的书就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最喜欢的作家是屈原及其《楚辞》。糊口中最流行的癖好是饮酒。《世说新语》载:所谓名流,不需求有甚么大才,只要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以称为名流。根据这个标准,扬雄是典范的魏晋名流。他酷爱《楚辞》,沉湎“三玄”,我们在前面已有充分论述。他还好饮酒,为酒唱赞歌。《汉书扬雄传》记载说:扬雄家穷,很少有人到他家串门。只要那些想求学的人,到他家,通常会带酒席去看他。《文心雕龙》枚举文人的瑕疵,说到扬雄,是“嗜酒而少算”,意义是说扬雄爱酒而不擅长为本身谋划。扬雄嗜酒,是究竟,这内里也大概有借酒解愁的原因。扬雄有一篇《酒赋》,借瓶罐和酒器的差别运气,比喻宦海的邪恶。作者开篇就说“子犹瓶矣”,瓶罐用来打水,常常放在井边,处高临深,经常遭到丧身之祸。而酒囊呢,只是装酒用,常为国器,收支两宫,高门大宅,博得帝王和贵族的溺爱。这是酒的错误吗?这类诙谐的笔墨,为以后孔融、刘伶等继承。孔融《难曹公禁酒书》也反复申明酒无错误,酒是好东西。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李白也受此启示,说:“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就是从扬雄和孔融的语意生发出来的。扬雄说:“由是言之,酒何过乎?”孔融也说:“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治者哉?”刘伶的《酒德颂》中更是形象地描画了各种醉态,如“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覩泰山之形”,非常夸张。借酒说事,扬雄是始作俑者。

由此说来,扬雄不但单是跨世纪的汗青人物,他更是开启魏晋形而上学的一代宗师。现代著逻辑学者陆侃如著《中古文学系年》,就是从扬雄出身这一年开始,原理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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